◎李继荣

　　猩红的《红河报》报头如同一簇永不熄灭的火焰，每当跃入眼帘，便瞬间点燃被时光尘封的记忆。1980年6月30日的晨光里，上班铃惊起满室铅字的轻响，拣排车间恍若一座运转千年的活字城堡，在油墨与汗水的交响中，拉开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帷幕。

　　拣字工是这座城堡的游吟诗人。他们左手托着木制的拣字盘，将稿件化作琴弦，食指轻抵，目光如炬；右手在“三面字架”的星河中穿梭，指尖掠过之处，铅字如被唤醒的精灵，翩然跃入手盘，自动排列成行。每完成一篇稿件，他们便打出小样，如同诗人反复推敲诗句，容不得半点瑕疵。看他们穿梭于字架间的身影，弯腰、转身、抬手，举手投足间流淌着韵律，恰似古老的活字之舞，将铅字的灵魂注入纸张。

　　当拣字工完成这场文字的盛宴，拼版工人便接过接力棒，化身成版面的建筑师。他们依照编辑绘制的蓝图，将报头与铅字如同砖石般精心堆砌。文武线与花边是分隔空间的回廊，小题花则是填补空白的雕花窗棂，杜绝每一处“天窗”，让整个版面宛如一幅精美的立体画卷，在方寸之间诉说着新闻的韵律与美感。

　　完成拼版后，还有一道关键工序——制版，其中涉及复杂的化学反应。想要让手写字与图片跃然纸上，还需经历一场“浴火重生”。照相洗出的黑白胶片如同灵魂的剪影，铺展在锌版上曝光，再经硫酸溶液的蚀刻，最终形成凹凸有致的纹理，这便是承载影像的锌版。在车间的一隅，我的父亲——那位手持刻刀的匠人，每当遇到“堃”“藠”“箐”这些字典里难寻的生僻字，便会在铅坯上一笔一画雕琢，仿佛在雕刻时光的印记。腐蚀好的锌版被他牢牢钉在托板上，为后续印刷筑牢根基。

　　那时的《红河报》是四开版，一个版面约A3大小，看似小巧，活字版却重达25公斤。拼版工人完成作品后，要用手动打样机打出样报，交由校对人员反复审视。马老师他们戴着老花镜，逐字逐句核对，红笔批注如同战场上的信号灯，指引着修改的方向。每一处错误的修正，都如同在打磨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经过三校，这份凝聚着众人心血的稿件，才终于获得通往印刷机的通行证。

　　但活字版的旅程尚未结束。为防止印刷时铅字散落，还需制作纸型，浇铸成坚固的铅版。而我，作为纸型打版浇铸工，手持那把宽10厘米、长35厘米的大刷子，如同挥舞着魔法扫帚的巫师。在傍晚六点后的车间里，我与时间赛跑，固版、配糊、刷纸基……每一个步骤都如同精密的齿轮，环环相扣。猪毛刷子在湿润的纸型上翻飞，将活字版的模样深深烙印，那是我与铅字之间无声的对话，也是一场关于传承的庄严仪式。

　　当夜幕深沉，印刷师傅准时取走铅版。对开停回转印刷机轰鸣着苏醒，油墨的香气如同古老的咒语，在车间弥漫。滚筒转动间，纸张与铅版轻轻亲吻，带着温度的文字与图片跃然纸上。记者与编辑们的心血，就此化作一张张承载希望的报纸，在黎明前搭上邮局的专车，奔赴红河州的每一个角落。

　　直到1992年，电脑排版与胶印技术如飓风般席卷而来，彻底改变了印刷的世界。我放下那把早已磨得发亮的大刷子，仿佛看见近千年前的毕昇在历史的迷雾中向我挥手。这份不舍，是对逝去岁月的眷恋，也是对时代更迭的无奈。但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，我们只能带着记忆，继续前行。

　　12年的时光，让我与编辑部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沈安有老师身材瘦削，两鬓斑白，那双饱经岁月的手紧握画笔，时而为版面编排中的瑕疵皱眉，时而因满意的设计而露出欣喜的笑容，专注工作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。而马老师、包老师们校对时腰背挺直如座钟，严谨的态度令人敬佩。他们逐字逐句核对的模样，像极了舞台上认真对戏的演员——一念一对间，遇到精彩的文章会相视而笑，发现疏漏时则严肃批注。每一个红笔符号、每一次指正，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他们不仅是工作伙伴，更是人生路上的挚友。如今，个旧街头的卖报声早已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手机屏幕上的电子报，但那段与铅字、油墨相伴的岁月，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璀璨的记忆，历久弥新。